吊孝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记忆一直很清晰。

　　十多年前的一天，妻弟打电话说岳父病危，妻子急忙赶回了滕州。之前，我去滕州的一个肿瘤医院看望过两次。第一次去，岳父表情很痛苦，还能说话。第二次去，岳父身上插满管子，已经不能说话。医生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拖一天算一天吧。”但几天后，听说他又能说话了，家里人都充满了希望。过了几天，医院通知说病危。妻子一个人回到滕州家中，家人们做好了办丧事的心理准备和物资准备。

　　妻子电话里跟我说，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死者在第4天火化，何时出殡由风水先生选择吉日。不知道风水先生用的什么方法择吉日，也不怕给死者的子孙们添麻烦，说我岳父出殡吉日是第12天。当年我父亲去世，单位才给了我4天假，岳父的面子不会比父亲大，为了少耽误工作，最后商定到出殡那天我再去。

　　岳父一生养育了七个子女，辛辛苦苦一辈子，生活刚好没几年就去世了，想来还是有些难过。几天后，悲痛全部转化成了担心，担心出殡时自己哭不出来或者眼泪掉不下来，让看热闹的村民笑话。这期间，妻子打来三次电话，都是嘱咐我去时把钱分开装，免得被人抢走。如果不懂村里的规矩，就跟着大姐夫办。我没听明白为什么会被抢，但还是做了充分准备：外衣口袋放了200元，多是10元面值的，衬衣口袋里放了600元，其余的放进内裤上特制的口袋里，心想这么冷的天，抢钱的总不至于脱我的裤子吧。

　　上午十点赶到岳父村庄，大姐夫正等着我。他说要先交礼，于是我跟他来到“礼房”——院门外临时搭的帆布棚。大姐夫说两个老人都不在了，不需要多交，一家交500块吧。我说都听您的。礼房的人说500块钱太少，一家最少要交1000块。大姐夫说，二姐家比较困难，我们两家交多了，二姐家不好办。

　　大姐夫在头一天已经把我们两家的供品买好了，有酒、烟、鸡、鱼等。礼簿登记完，负责把礼品往院子里送的两个人让大姐夫和我再交钱。大姐夫跟他们打了一阵嘴官司，掏出50块钱，他们不同意，说最少100块，大姐夫又掏出50。然后，那两人转向我，我给他100元，他们这才让我们进门吊孝。

　　院子里站了一些亲戚和邻居，跟着大姐夫走到丧棚底下，一起哭了几声，眼泪怎么也流不下来，心里感觉对不起岳父。想到旁边的亲戚和邻居，心里寻思他们会怎么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瞟了一眼大姐夫，他也没有流泪，但表情非常自然。我心想，也许其他亲戚们都一样，吊孝只是礼节性地走程序，不会有人在意是不是流泪。这样一想，心里就安稳了许多。

　　在响器班的音乐伴奏下，我跟着大姐夫磕头。磕头的规矩和我们单县的不一样，我用眼角瞟着大姐夫，他磕一个我磕一个，慢四分之一拍，边磕边用心记磕头的规矩。吊完孝后，大姐夫直夸我悟性高，第一次按照滕州规矩磕头就磕得这么好。几年后，大姐夫因病去世，我过去吊孝，把跟他学的这些技能都磕还给了他……

　　亲友们吊完孝，到一个大棚下轮流吃饭。关系远些的不跟着上坟，吃完饭就走了。大姐夫对我说，吃饭当中，要给响器班“喇叭钱”，身上放200块钱就行，千万别放多。我说行。过了几分钟，大姐夫对我说，咱们还是准备300块吧，以防万一，我说行。摸摸口袋，外面只有200元了，我就起身离开饭桌走到厕所里，从内裤口袋里抽出一张100元放在外面口袋里。

　　正吃着饭，先前在院门口跟我们要钱的两个人果然过来要“喇叭钱”。大姐夫先掏出200元，两人说太少，不伸手接。大姐夫又摸出100元，两人仍不接，说每人最少500块。大姐夫说，我就带这么多钱。那两人对大姐夫说：“你再拿100，让三姑夫（指我）拿600，你们两个凑个整数。”大姐夫说确实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就过来搜他的口袋，没有找到钱。他们让我拿，我一下把300元都给了他们。两人不走，一个劲地说我必须拿700块才行。

　　这时很多亲戚和邻居盯着我看，我真想给他700元让他走，可钱都在内裤口袋里，我只好说没有了。那两人说：“三姑父在大机关工作，翻你的口袋不好看，你自己翻过来让我们看看。”我胸有成竹地把外衣和裤子口袋翻过来让他们看，两人才罢休。

　　吃完饭刚过半小时，又喊吃饭，这叫“增席”，就是跟着上坟的人要吃两次饭。大姐夫说一会要拿“点歌钱”，30块50块都行。接受了刚才教训，我到厕所里抽出200元准备着。先前负责要钱的一个人大声说：“有点歌表达心意的，请抓紧时间。”妻子弟弟的一个朋友拿出50块钱，点了一段豫剧。那两人又来到我们这桌，大姐夫拿出30块钱，其中一人说别人还50呢，大姐夫又加了20。两人看着我，我不想耽误时间，给了他一张100元的。他问我喜欢听啥歌，我说唱什么都行。他马上用话筒对我进行表扬：“济南的客100块钱点歌，随便唱。”响器班的一个妇女，三十多岁，浓眉大眼，黑红脸蛋，唱了一首《青藏高原》，嗓门挺高，但没有韵味，感觉还不如我唱得好。

　　各路亲戚几十口子人跟着装着岳父骨灰盒的棺材出了村，在第一个路口进行“路祭”，对逝者作最后的告别。来的客人按照亲疏远近的顺序依次祭奠，对着棺材前面的遗像磕头，不要求哭。“主持人”陆续喊：“欢城的客20块钱换约。”“鲍沟的客20块钱换约。”轮到我和大姐夫祭奠时，我掏出50块钱，“主持人”喊：“济南的客50块钱换约！”虽然我至今不明白“换约”是换什么，但我知道这50块钱让我和去世的岳父脸上都很有光。正磕着头，突然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痛上加痛，不由自主泪流满面，模糊了视线，成为参加“路祭”的亲友中唯一流泪的人。听到旁边有人说“三姑父是真伤心了”，我再次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吊孝期间，几次交钱我都没有含糊，主要是认为这些钱过后都会交给妻子的哥哥，肥水没流外人田，多给点也无妨。吊完孝才知道，除在礼房登记的钱是给大舅哥外，其余各种名目收的钱都是给响器班的“奖金”。

　　按照当地风俗，“问事的”帮响器班收钱越多，主家越有面子。我暗自庆幸穿了一条带口袋的内裤，否则身上的钱都成了响器班的“奖金”了。

　　说罪

　　从小在农村生活，接触过一些迷信的东西，如今大多忘记了，但对“说罪”一事始终记忆犹新。

　　上小学前，逢我身体不舒服特别是感觉头疼时，母亲往往第一时间给我“说罪”。不是说我的罪，而是查找让我头疼不舒服的罪魁祸首——拿来一个吃饭用的瓷碗，盛满清水放在地上，把三根筷子并在一起，试着让筷子在碗里立住，边试边念念有词：“是二拐子的爷爷吧，是你就站住。”筷子没有立住，说明不是二拐子死去多年的爷爷缠上我了。母亲继续说：“是三麻子的奶奶吧，是你就站住。”筷子仍没有站住，说明上我身的也不是三麻子刚刚去世的奶奶，尽管她老人家生前喜欢抱我、喜欢用仅剩的几颗黑牙咬我的黑脸蛋儿。

　　数了一遍近几年村里去世的几个人，筷子都没有在碗里站住。母亲见从外姓人中揪不出罪魁祸首，便从内部找原因：“是富彬的奶奶吧，是你就站住。”话音未落，三根筷子在碗中稳稳地立住了。母亲松了一口气，去厨房拿来一把大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筷子砍去：“你这个老不死的，还不快走，再不走就用刀砍死你！”奶奶听到这话肯定很委屈，因为根本不需要用刀砍，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父亲站在旁边，看见我母亲用刀砍他母亲，阴沉着脸，心里肯定不好受，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和母亲一样希望我刀到病除。

　　筷子被砍倒后，母亲端着碗来到躺在床上的我身边，用筷子蘸些碗里的水放到我手上，说：“湿湿手，快点走。”再蘸些水放到我前额上，说：“湿湿额拉盖，好得快。”然后，母亲把碗里的水倒在院门外，把碗和筷子放在门口晒半天，就算把“鬼魂”给赶跑了，“说罪”的程序即告结束。奇怪的是，多数时候头痛会马上减轻。

　　“说罪”要不停地逐个提到村里去世的老人的名字，直到筷子在碗里立住为止，筷子在碗里立住时不一定说到哪个去世的老人，就像玩击鼓传花游戏一样。那时村里很多妇女都信，自己家人只要是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说罪”时都是先从别人家的去世老人中找责任人，念叨几遍实在找不到“凶手”，才从自家去世的老人中找。如果某家去世的老人一不小心被邻居家“说罪”时定了“罪”，就真的成了冤死鬼，被切菜刀砍一下，被人骂几句，只能哑巴吃黄连，不能争辩，还无处申冤，因为自己家也经常给邻居家的去世老人“定罪”。

　　有一次，二弟发烧头疼，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要了点退烧药，吃后不见效果。母亲开始给二弟说罪，历数了村里去世的老人，包括我家族去世的爷爷、奶奶、大爷爷、大奶奶等多名亲人，他们生前都是心地善良、和蔼可亲、一辈子没做过坏事的人。母亲数了两遍，筷子仍然没有在碗里立住，正愁着要不要数第三遍，父亲在一旁提醒说：“是不是想吃鸡蛋了？”那时候家里穷，平时不舍得吃鸡蛋，鸡蛋用来卖钱或者直接换油盐酱醋，只有生病时才能吃一个。母亲认为父亲说的有道理，马上拿出一个鸡蛋，磕在盛饭的勺子里，点着一把庄稼秸秆，两三分钟就能煎熟。弟弟吃下去，一会就不发烧也不头疼了。这种经历我也有过，和同龄的伙伴们交流，多数都有过这种体验，吃一个用勺子煎的鸡蛋，有时加油有时不加油，病情马上好转。

　　上小学后，我不再相信“说罪”。我想，“说罪”肯定是迷信无疑，之所以有时“灵验”，大概一是从前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差，不能及时去医院诊治；二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心理和精神安慰，牵强一点说，算是心理疗法吧。为了向母亲证明“说罪”是迷信，我拿来一个碗和三根筷子，因为我平衡感比较好，不用念什么“咒语”，只要试两三下，就可以让筷子在盛满水的碗里稳稳地立住。我让母亲看并说这跟“鬼魂”无关，母亲笑笑，没有说话。

　　女儿三岁时，“五一”节我带着她回老家，当天晚上女儿不吃不喝不睡觉，不停地哭闹，摸摸额头也不发烧，我一时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母亲心明眼亮，她说：“肯定是佳佳的爷爷回家来看孙女了。”父亲去世时女儿不到一岁，从未见过面。母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去厨房端来一碗凉水，把三根筷子往碗里一放，只说了一句：“是佳佳的爷爷来看佳佳了吧，是你就站住。”筷子马上立住了，母亲立刻就去了厨房。我担心母亲会把菜刀拿来，想想父亲生前想见小孙女的心愿未遂，平时在墓地也不知道去济南的路，趁我带女儿回单县的机会来家看一下孙女也可以理解，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为了孙女而砍父亲一刀。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没有拿菜刀，而是又拿来一根筷子，用这根筷子轻轻把立着的三根筷子敲倒，说：“你已经见到孙女了，快回去吧，改天给你送些钱去。”我看罢目瞪口呆。可见，办事不公问题在很多领域存在。

　　母亲用手湿了湿女儿的额头，奇怪的是，女儿立刻不哭了，并且很快入睡。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把“说罪”用的碗和筷子放到院门外，而是放在院子里，可能是担心天黑路远父亲回到墓地不方便，想让父亲天亮再走。或者，只要父亲不缠着孙女，宁愿父亲不走。

　　在母亲给女儿“说罪”整个过程中，我站在旁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看着母亲虔诚认真的样子，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我突然后悔小学时向母亲证明迷信的那次试验。自己不信就可以了，不应该说破，也没有必要说破。毕竟，那只是一个农村流传已久、少部分人相信、对他人没有什么具体危害的小迷信；只是在医疗水平很低的时代，一个农村妇女面对孩子病痛能够想到、能够做到的唯一办法。

　　那一刻我看着母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