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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2022年09月17日 上一期  下一期
正义的理想:由戏剧照进现实
陈益

  

  

  

   《九莲灯·火判》

  

  

  

   据《红梅记》改编的秦腔《再续红梅缘》

  

  

  

   河北梆子戏《钟馗》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对公正和道义这一理想的追求,而公正和道义的实现,则需要法治的支撑和护佑。明清时代,社会动荡,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法治连影子都不见,妄论公平道义的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理想的追寻。当时,在艺术上趋向完美的昆曲,由于大量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参与,剧本和演唱触及民族的深层心理,受到广泛的追捧。既没有社会地位,又失去话语权的普通百姓,借助于虚拟世界,寄托自己的道义观念和集体情感,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昆曲的繁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戏剧作品中,厉鬼、疯僧、神明之类往往成为昭示正义的人物,艺术与现实的辩证法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且以钟馗为例。冷寂幽深的夜晚,一个狞厉丑鬼,由一大群小鬼陪伴,要把年轻貌美的妹妹嫁出去。舞台上自是一派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场面。丑和美,阴冷和热闹,鬼蜮与人世,匪夷所思的艺术构思和生活常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让观众在惊叹的同时,也为厉鬼钟馗的温情而感动。

  钟馗本是终南山进士,满腹经纶。他得到了同乡好友杜平的资助,进京赴试,得中状元。可惜由于生来相貌极其丑陋,被皇帝免去状元功名——看来,以貌取人的不公平古已有之。钟馗一怒之下撞死在朝堂之上,善良的杜平将钟馗的尸首隆重安葬。钟馗死后,在阴间做了鬼王。为报答杜平生前的恩情,他趁着除夕夜回到家里,准备将妹妹嫁与杜平。

  昆曲舞台上的钟馗是大花脸,扛肩撅臀,整个身体都是扭曲的。恰恰是狞厉而险恶的外貌,衬托出他内心无比的温良和敦厚。即使做了鬼,钟馗仍然牵挂着人间的亲妹妹。兄妹早孤,如今丢下妹妹独自为生,实在是放心不下。既然父母亲都已不在人世,做兄长的应该为妹妹做这个主。钟馗相信,善良的杜平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何况赶考路上他们早有约定。

  钟馗找到自己家门,叫妹妹来开门。妹妹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顿时感到无比欣喜。人鬼相见,丝毫不见一点惊恐,只有浓浓的亲情。钟馗让她穿上凤冠霞帔,准备出嫁,又告诉杜平自己要把妹妹嫁过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又率领小鬼们快快乐乐地离开。很快,舞台上披红挂彩,且歌且舞,一片欢腾……

  鬼神之中,相貌最为狞厉的就是钟馗了。然而,恰恰由于是正义、公平、善良的隐喻和昭示,民间百姓反而对他愈加敬畏爱戴。

  早年演唱“钟馗戏”最有名的,要数昆曲名伶侯玉山。侯玉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演《嫁妹》,人称“活钟馗”,红极一时。五十年代他年逾花甲,仍照样登台。演出时有接连喷吐鬼火的精彩表演,尤其是脚穿厚底靴,却要踩在驴夫鬼的后背上,搬起一个“朝天登”,吐出一大口火彩,令人叹为观止。

  “豹头环眼虬髯翁,色正芒寒气如虹;杀鬼常留三分慈,英雄原本是书生。”书生薄命,但英雄梦想却气韵绵长。

  2.

  借鬼魂做正义隐喻和昭示的昆曲,还有《红梅记》。

  南宋重臣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上元节陪主人游西湖,看到在林下折花的公子裴舜卿风度超群,不由忘情地赞叹:“美哉!少年。”谁知,就因为这句话,她竟被贾似道一剑刺进了胸膛,埋葬在牡丹花下。贾似道随即又生恶计,将裴舜卿骗进府中,囚禁在红梅阁,准备杀害。变成冤魂的李慧娘见到他,仍情不自禁地去追求。裴舜卿见到美丽动人的李慧娘,惊讶之余,动了情肠。真个是男女相悦而生情。李慧娘死后,倒成了自由人。她对裴舜卿由慕生爱,由爱生情,终于闹出了一场人鬼情。出于情义与爱怜,李慧娘的魂灵将裴舜卿救走了。贾似道不知是哪个姬妾放走了裴舜卿,把姬妾全都寻来拷打。李慧娘的魂灵出于义愤,挺身而出。面对贾似道拿着寒气逼人的屠刀,她毫不畏惧。

  红颜薄命的女子,被贾似道生生剥夺了爱的权利。但即使遭遇杀身之祸,仍丝毫也不隐瞒自己的追求。情爱是人的本性。想爱,就爱得炽热大胆;想恨,就恨个不共戴天。李慧娘苦苦央求,不要怪罪于姬妾们。谁知贾似道已经把一个玉琢般的美人用宝剑剁毁,此刻还想让她拿剑割下自己的头来。当贾似道终于明白跟自己做对的是李慧娘的魂灵时,顿时十分惊慌,忙叫院子拿锄锹来,在牡丹花下寻找。发现埋葬在那儿的李慧娘,居然面色如生,衣衫不毁,这才恍然大悟,她的阴魂根本就没有散去。

  《东窗事犯》刻画的是一个疯僧形象,借以昭示惩罚、复仇的正义力量。秦桧与妻王氏合谋害死了岳飞后,心里十分虚怯,来到灵隐寺斋醮忏悔。发现疯僧留下了一首题壁诗:“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男儿两眼凄惶泪,流入襟怀透胆寒。”于是招来疯僧。疯僧其实是地藏王的化身,他说破了秦桧夫妇在东窗设计谋害岳飞的事,并以笤帚扫之,秦桧惊叹“疯僧一席话,使我魂魄飞”,败下阵来,狼狈逃去。

  《扫秦》一折,疯僧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鲜明。一见面,他就与秦桧针锋相对。疯僧,在这里是民心向背的象征。秦桧虽然权倾一时、陷害忠良、肆意所为,但他终究作恶多端,留下了“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千年之叹。民间传说中,油炸桧(油条)就是人们用面粉捏成秦桧的形象,放油锅中煎炸,演变而成的。在舞台上借助于疯僧的形象,讽刺、鞭挞奸臣,无疑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更能顺应公道人心。

  折子中有一段疯僧与秦桧酣畅淋漓的对白,疯僧的话,恰似一支支锋利的剑,直刺秦桧。冷静地说,疯僧虽是地藏王化身,并非法力无边,也没能诛杀秦桧,只是用“笤帚扫之”而已。但是他敢于揭露秦桧夫妇东窗策划暗害岳飞的阴谋,让秦桧心惊肉跳,不能不承认,“被这疯僧一番言语,说得毛骨悚然”。这无疑告诉人们,哪怕秦桧树大根深,又与宋高宗沆瀣一气,人间或许奈何不了他,但他最终免不了一死,到了阴间地府,仍然会有牛头马面在惨雾悲云中拷问他。正如疯僧所唱:“到如今悔后迟,他在阴司下便等你,在阎王殿前去告你。”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种朴素的民间理想终究要靠现代法治来实现。

  在《扫秦》之后,《东窗事犯》描写的秦桧,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恰道罢见太师铁锁沉枷在身,并无那玉女金童接引,则有一簇牛头鬼吏跟。教秦桧,见微臣,普碌碌推出狱门”。秦桧在阴曹地府受到的惩罚,是他在阳间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

  疯僧,蓬头垢面,浑身污秽,左手拿着一把扫帚,右手执一支吹火筒,他的形象确实挺腌臜。然而,他的“疯”,却是修炼到了极致,一派无所拘牵、无所不为的状态。他不仅无所顾忌地表达了对英雄岳飞壮志难酬的无限同情,对奸臣秦桧的无比仇恨,更告诉观众生而为人的道理,从而起到警世的作用。这样的形象,便不再腌臜,而是正气凛然,令每一个观者敬重、赞叹。

  3.

  再来看《九莲灯·火判》。剧本讲的也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借助于神明,作正义昭示。由净角扮演的火神——火德星君,既要唱,又要演,更要有嘴里喷火的绝技,戏份很重,格外受到观众的喜爱。

  闵远的父亲是忠臣,由于遭奸人迫害,全家人不幸都被关进狱中,唯有他得以逃脱。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求得圣母的九莲灯,才实现愿望救出家人。《火判》这一折,说的就是忠臣之子闵远在义仆富奴的陪伴下,刚刚逃出京城,又累又饿,在火神庙里歇息。他的一番哭诉,不经意间惊动了火神,火神指点富奴,让他去求圣母要九莲灯的故事。

  火神一上台有两段唱,很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火辣辣的性格。得知闵远父亲闵尔登的冤情后,他十分气恼。于是三步三拜,踏上椅子,登上桌子,再登桌上的椅子,然后双脱脚,凭空坠下,坐到椅子前的桌上,再用双股和腰部向上一耸,坠落到桌前的椅上坐好。在坠落时,他还用手和腰以上的部位做配合的动作,身段自然优美,髯口和服饰丝毫不显零乱。

  净,恰恰是不净。昆曲家门行当中历来有“七红、八黑、三和尚”的说法。七红,就是指七个红脸人物,包括《风云会》中的赵匡胤、《三国志·刀会》中的关羽、《八义记》中的屠岸贾、《慈悲愿》中的回回、《双红记》中的昆仑奴、《一钟情》中的弼灵公、《九莲灯》中的火德星君也在其中(见周传瑛《昆剧家门谈》)。“三年稳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大面”。这是人们对昆曲净角的高度评价。最初“参军”一角的扮相是粉白黛绿,元代以后演变为“净”,俗称大花脸,脸上画脸谱,涂满颜色,而且尽可能地把脸膛画得大大的。红色的脸谱(如钟馗),一般显示角色的忠义耿直、刚正不阿。

  戏中,火德星君告诉富奴,“莲花山,香果洞,道德真人驾前,有此九盏莲灯,上能照彻天门,下能照开地狱,有解难度厄之妙。若能求得一盏莲灯,你主人就有救了。”富奴回答:“只要有路可通,我何惜一死。”火德星君给他指点了前往莲花山求取九莲灯的路径:“从兖州府西去,一百里之外,即入此界矣。”顷刻间,富奴从一场梦境中苏醒过来。但,“神明梦语记坚牢”。他终于明白,只有这一条道路能够救主人,决心已定,生死置之度外,便与闵远告别,也与神明告别。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

  正义者,自有神明相助。这样的构思,雅俗共赏,在剧场颇能博得观众的喝彩,至少人们能由此得到一份心理慰藉。正义的理想由戏剧照进现实,推动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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