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其中，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为一例民营企业高管涉证券犯罪。该典型案例要旨指出：“办理民营企业高管涉证券犯罪案件，要兼顾惩罚个人犯罪和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激励民营企业合规建设的双重目标。”

　　该典型案例凸显了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重要性。该案中的王某某，系公司董事会秘书，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两次向其好友金某某泄露重组计划和过程。金某某获取内幕信息后，进行股票交易数额达人民币411万余元，王某某的行为符合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个人犯罪，定性并无争论。但引发关注的焦点在于：作为自然人犯罪，是否可以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根据国内外研究，涉案企业合规至少具有三个功能：一是切割责任的功能，即当企业经营活动中出现违法犯罪时，可以切割守法企业和违法员工的行为，最终达到保全企业、惩罚个人的目的；二是刑罚正向激励的功能，即通过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对于企业违法犯罪从宽处理；三是预防企业违法犯罪的功能，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建立有效适宜的合规制度，防患于未然。最高检、司法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3条的规定，实际上间接肯定了涉案企业合规可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但需符合条件，即“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该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属于公司高管、专业技术人员，其泄露内幕消息造成危害后果，属于“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此外，以自然人犯罪为契机进行企业合规，也是民营企业的现实迫切需求。因为在多数民营企业中，高管系单位中特定主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决定作用，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在该案中，王某某长期负责所在公司战略规划、投融资等工作，对其羁押可能导致相关项目停滞。倘若以自然人犯罪为契机进行企业合规，可以及时整顿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助于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企业有良好有效的事前合规制度以预防企业违法犯罪，那么，企业有关人员在发生违法犯罪后，企业通常可获得宽缓处理。但是，对于已然发生的违法犯罪，如果企业事后构建合规制度，可否得到从宽从轻处罚？笔者认为，事后合规的正当性根据，可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进行论证。刑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之功能的实现。任何一个刑罚宣告刑的产生，都是由报应刑（责任刑）和预防刑组合而成。因此，事后合规激励的正当性与预防刑有关。具言之，企业事后合规，为企业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设置了警戒线和阻却网，减少企业再犯可能性，由此受到正向激励，也是妥当和公正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事前预防与事后止损，而非为自然人犯罪开脱罪责。综观该案，笔者认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是涉案企业合规中应该坚守的底线。该案中，王某某获得从宽处理，是因为符合从轻从宽的法定条件，有法可依，有据可查。首先，被告人具有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情节；其次，被告人发挥专业特长，为产业园项目竣工作出了贡献；再次，企业以此为契机，挖掘企业存在的风险，进行合规整改，达到良好效果，减少和避免了企业再犯可能性。值得关注的是，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开展的合规工作有利于促进企业合法守规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这不仅坚守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重要意义还在于，这是审判机关积极参与促进企业合规，对合规成果进行审查和互认的一个重要尝试。

　　综上，该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了涉案企业合规的功能价值，为办理类似涉案企业合规案件提供重要指引。

　　（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