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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2017年12月08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从检察官岗位退休后,我着手研究百年前丹麦人在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的历史,历时十年,笔耕不辍,形成二十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搜集了大量历史照片。
一个中国检察官的丹麦故事
孙鸿路

  

  

  

  1910年,丹麦人与中国同事在大孤山留影。右一是聂乐信小姐,在她身旁的是丹麦牧师柏卫先生,左一系其夫人米娜,左二是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系安东基督教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立者。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俗称丹国医院。

  缘起

  7月28日清晨,我打开iPad,看到一条消息——

  鸿路弟,昨晚世光上网约我说话,他刚从美国回香港。8月底,将去北京当评委,想在此前先来青岛,邀请你来一道游玩几天,此行一切费用世光承担,他特地让我说明,难得我们这么多年来,终有一个时间表可以面对面交谈啦!

  我非常激动,马上告诉了妻子,和她分享这愉悦,准备踏上飞往青岛的旅程。

  崔世光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时,10位世界著名钢琴大师和天才新秀在国家大剧院演奏的《喜庆中国》,就是他的作品,这次来京是应邀担任2017年“斯坦伯格杯”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总决赛评委。给我留言的是他姐姐崔美玲。

  我与这位钢琴家的缘分,要从三十几年前说起——

  1983年11月26日凌晨,我冒着初冬的寒冷,匆匆赶到火车站,那是一趟4点40分由丹东开往沈阳的慢车。和我同行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是崔世光的父亲崔锦章先生。

  1979年,崔老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领导派我同他回青岛落实住房问题。从火车一声长鸣奔驰起来,我便怀着好奇的心理开始了“采访”,听崔先生慢条斯理地述说。

  到了崔家——伏龙路四号,那是一座老教堂的查经室,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老教堂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崔太太王澄美曾是一位音乐老师,少时跟俄国人学钢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期间,钢琴也是她的选修课。

  从和两位老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安东历史上的一件稀奇事:百年之前,很多丹麦人来到此地,最多时竟达七十多位,有医生、护士、教师、园艺师、工程师。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医院、学校、育婴堂和贫民救济所,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足迹

  “丹麦人与安东”这个话题,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这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我应该为家乡留下一段岁月的见证。

  百年前,丹麦人为何从遥远的北欧来到小城安东呢?官方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较为简括,所以,我要走访旧地,寻访故人。

  几年来,我肩挎背包,带着相机和简单的食品,从城市到农村,从县城(东港、凤城、岫岩、宽甸)到海边,凡有丹麦人建筑的地方,无论是礼拜堂、育婴堂,还是医院、学校等,我都要驻足。记不清走了多少回,对着这些“石头写成的史书”,也记不清按下了多少次快门。

  在触摸这些老建筑的同时,我采访了与这段历史有关联的人物。

  丹麦人在安东的活动,最早起源于大孤山(1896年),有一位丹麦女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加入了中国国籍,1960年去世,埋葬在孤山脚下,终生未嫁。

  采访中,我得知照料她晚年生活的曾是孤山教会的厨师,名叫“王成仁”。由此,我便开始寻找王成仁。但是,1959年王成仁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出狱后下落不明。我想,既是有案底的人,到司法机关看卷便是了。结果,当地司法机关查无此人。于是,我又回到孤山。事隔几十年了,王成仁已经被岁月所淹没,我只好走街串巷,四下打听,终于遇到了一位叫张文厚的知情人。

  原来,王成仁入狱后,妻子自缢身亡,时年六七岁的女儿也被送到庄河了。我赶到庄河,从户籍上查找王成仁却没有结果。我有些蹊跷,地方的史记明白写着“教友王成仁帮助照料她(聂乐信)的生活”,怎么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呢?此时,我忽然想到,既然知道何时被捕的,那么把当年被捕的王姓男人“过筛子”,或许从中会发现踪迹。于是,我又回到检察院,记不清看了多少本卷宗,就在头昏眼花之时,忽然一行字跳入眼帘——

  “王生仁 男 反革命 住孤山(教堂炊事员)1959年8月29日被逮捕”。接着,卷宗出现“丹麦人聂乐信”的字样,我顿时心跳加速,真是山穷水尽之后柳暗花明。“王生仁”正是我要寻找的那个“王成仁”,一字之差,乃是“乡音”惹的祸。

  从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到丹麦人所建医院的医生、护士;从上世纪20年代与丹麦人共事的牧师的子女到上世纪60年代参与安葬最后一个丹麦人的乡亲。有些人已经安息了,我便去寻找其后人。算起来,我大约采访了三十多人,其中有的采访数次。被采访者多为花甲之年,有的甚至是耄耋老人,让这些老人去回忆百年来的风雨苍黄,实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采访也有吃闭门羹之时,如一个自杀的牧师之子,几经周折,历时半年之久,终于有了联系,但始终不肯露面;还有一个老人,他的父亲曾在大孤山贫民救济所饲养奶牛,由于家贫,他五岁时就被聂乐信收养于幼稚园。我拎着水果上门拜访,但任凭你问什么,他就是三缄其口。

  令人哀伤的是,采访中两位老人先后去世,时不我待啊!

  溯源

  采访中,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有来瞻仰老建筑的丹麦人。我想,如果能和这些丹麦人搭上线,我的采访或许又能多开一扇窗。

  恰巧,孤山的李芳女士送给我一本丹麦杂志,里面有一幅插图,是几个丹麦人和中国人在孤山关帝庙前的合影。我如获至宝,经过走访,认出了照片中有当年生活在孤山的聂乐信小姐和柏卫(Conrad S. Bolwig)、米娜(Minna Hass)夫妇。我想联系图中人的后裔,寻访中联系到一位驻京的丹麦记者,我抱着碰运气的念头开始发信,附上那幅图片。他很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丹麦人西蒙,他出过一本书,讲述丹麦人在满洲的历史。

  西蒙向我提供了一个丹麦邮箱,说一位尤根(Jorgen)先生可以帮助我。

  给尤根去信后,很快收到了回复,并且,还发来了一份英文资料,作者是美国人罗夫·莫特(Ralph Mortensen)博士,他对聂乐信小姐在大孤山晚年时的书信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写成了一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

  2012年春,尤根先生来信告诉我:父辈曾在安东工作过的包爱光(Helga Pallesen)女士来访的日期和下榻的宾馆。当年5月19日晚,我如约来到包爱光女士的客房。迎接我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这时我才知道,尤根先生是丹麦教会的秘书,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传教士。与包女士同行的还有两个姑娘,是她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在我带去的丹麦杂志里看到丹麦人在大孤山的合影时,惊喜地叫起来。她俩表示把杂志带回去,找时间翻译为英语,再还给我。太令人兴奋了,这篇文章终于可以“揭晓”了。

  包爱光告诉我她的父亲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曾于 1914年在大孤山崇正女子学校(聂乐信所建)任教。我邀请她去大孤山时,她笑着连连点头“好!好!”

  三天后,我陪包女士打的来到了大孤山,那天天气极好。

  当她看到女校有些房子已经化为残垣断壁,不由得轻声叹息。又听说聂乐信的坟墓也不知何处了,更是触景生情,说起她的母亲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h)的故事。

  她的父亲在劈柴沟当校长时(丹麦人所建三育中学),母亲做音乐老师,同时,在家开了一个小诊所。1927年,爱光出生了。1945年伤寒流行,母亲每天给病人送药。在治疗一个发病的男孩时,她被传染了。病重时,她还说起劈柴沟的奶牛可能有结核病,担心孩子们传染了。几天后,不幸去世。

  这次来,包爱光想去母亲墓地献上一束鲜花,可是那里只有荒草萋萋……

  包爱光回丹麦后,找到了柏卫和米娜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这位先生听说有一个中国人在研究先辈的历史,喜出望外,抱病和夫人整理出他祖父母在大孤山的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发至我的邮箱。尤根先生说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丹麦人是有历史责任感的。

  遥思

  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历史,就如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童年一样。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挖掘和了解家乡的历史,我内心产生了一个纪念丹麦人的活动计划。首先,组织发起了一个纪念丹麦郭幕深小姐来华110周年的活动。

  清末,26岁的郭慕深(Karen Gormsen,1880—1960)小姐从丹麦来到安东,在元宝山下建立了安东史上第一家女子西医院,带来了先进的接生方法。

  当时,妇女生产靠的还是接生婆,文明的接生方法使很多安东的妇女儿童远离了死亡。安东的孕妇第一次有了产房,贫苦人家不但免费,还有护工把小米粥和鸡蛋端到产妇的床头。后来,郭慕深发现医院周边常有弃婴,有女孩,也有残疾儿,甚至冻饿而死。她向官府提出了建立育婴堂,收养孤儿,但没有得到“恩准”。不久,安东遭遇瘟疫,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安东的丹麦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灾之中。当局感念于此,便在青龙山下拨了一块荒地,由此,郭慕深建起了育婴堂(1916年)。建成三十余年来,抚养了三百多名孤儿,而她孤身一人,终生未嫁。1950年底,郭慕深已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她告别安东,乘船返回丹麦。

  我召集参与纪念的人员,很多都是与这段历史有渊源的人,如当年育婴堂的孤儿刘玉清(退休于某银行职员),育婴堂孤儿林杉(中学音乐教师)的夫人刘秀茹(退休于某厂企管人员);丹国医院助产士刁春馥之子罗文璞(企业家、丹东市人大代表),丹国医院助产士刘葆珍之子于美则(退休工人)……

  尾声

  1934年,在安东十余里外的劈柴沟,一个洋妞妞呱呱坠地。她的父亲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1898—1973)在三育中学任教19年。半个多世纪之后,小姑娘已是白发苍苍,从遥远的丹麦而来,坐在我家里娓娓而谈。她就是丹麦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女士,年轻时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曾以“丹麦人在东北(1894—1950)”为研究课题。听说我也正深入其中,她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一个中国人笔下的丹麦故事。

  在闲谈中,吴坤美女士问起杜鹃花和草莓,因为这两种植物是当年丹麦园艺师在劈柴沟栽培的结果,前者是从山里移植的,后者是从丹麦引进的。我告诉她,草莓生产的规模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杜鹃花已被命名为市花。

  崔世光旅欧演出时,还特意探望过吴坤美女士。后来,世光在信中对我说:“丹麦教会及民间人士在辽东的史记,以及丹国医院等,在丹麦早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似乎已经被pass了。我看了您的文章个别章节,才知原来并非如此……”

  忽然,飞机发生了一阵震颤,我的心不由地收缩起来。世界是如此奇妙,人生又如此短暂,恍惚之间,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的人活到一百岁也没经历过什么事。”飞机渐行渐低,我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青岛近在眼前了……

  作者介绍:孙鸿路,男,1948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1990年进入检察机关,先后在辽宁省丹东市检察院渎检处、法律政策研究室、公诉处、反贪局、控告申诉处等岗位任职。2008年9月退休后,专心于丹麦人在丹东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已形成20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日前,丹东市政府史志办邀请孙鸿路参与到当地史志撰写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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